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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与井冈山的若干关系

 来源: 阅读:77 次 日期:2014/5/25

 
 

来源:《北京党史》(2013年第3期)

孙  伟
  毛泽东是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他可以说直接经历了井冈山的创建、发展、巩固和鼎盛,也见证了井冈山的曲折历程。长期以来,毛泽东与井冈山关系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是井冈山斗争史、土地革命战争史以及民主革命史的基础性研究。毛泽东在这里践行了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伟大尝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今天重新审视毛泽东与井冈山的若干关系,对于毛泽东乃至中共早期历史的深入研究,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什么时候决定上井冈山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大革命失败前夕。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吸取了中国历代农民领袖和“山大王”的经验,大胆地提出了“上山”主张,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找到一个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

  党内最早并明确提出“上山”概念的是毛泽东。19276月中旬,他在武汉召集“马日事变”中从湖南出来的同志开会,号召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1]

  7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上山” 思想,认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2]。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他长期从事农运、深刻认识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结果。只有“上山”才能保存实力,才有办法和希望。

  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又一次深化,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3]著名论断,将“上山”与夺取政权结合起来。

  可见,毛泽东的“上山”思想非常明确、坚定和自觉。不过,这时候在毛泽东眼中,上什么山并不是具化的,而是抽象的。简言之,就是将革命工作的重心,从敌人统治较强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农村山区去。

  9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由于敌强我弱、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指挥失当等原因导致起义失利,部队从5000之众锐减为1000余人枪,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919日,在湖南文家市召开前委会议。会上,毛泽东审时度势,镇定自若,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适时地改变了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会攻长沙”的原定计划。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总指挥卢德铭等的支持,会议最后以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向萍乡退却”的正确决定。从此,中国革命的重心开始了由城市向农村的战略性转移。

  次日清晨,部队从文家市出发,沿着罗霄山脉南下,向萍乡进发,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转移。925日,工农革命军在芦溪冲破敌人的伏击后,进入莲花县境。此时宋任穷带来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指示信,其中指出:“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4]。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可靠的信息,它对秋收起义部队的走向起了很大的导向性、决策性作用。毛泽东想起在不久前的安源张家湾会议上,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也谈到过这个情况,现在这条情报又得到了证实。

  926日,工农革命军打下莲花县后,毛泽东在县城召开了莲花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上听取了朱亦岳等人的汇报,根据江西省委信中的嘱咐,再一次询问了永新、宁冈等地的情况,并和莲花县的同志一起研究了部队的行军路线,随即作出了“引兵井冈”的决策。毛泽东最终在莲花决定引兵井冈,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的决定性条件。

  二、毛泽东什么时候决定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9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境内的三湾村,进行了五天的修整。针对部队面临的种种困难,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同时,毛泽东会见了袁文才从宁冈派来的三个代表,这对于后来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交谈,他对湘赣边界和井冈山的情况有了更深入、具体的了解,更坚定了“上山”的决心。

  103日,毛泽东带领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从三湾到达宁冈古城,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同时邀请宁冈县委的同志参加,具体部署部队的下一步行动。会议初步确定了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并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这为我党实行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基础。通过106日在大仓的会见,毛泽东做通了“山大王”袁文才的工作,并获得了他的鼎力支持。107日,工农革命军顺利进驻宁冈茅坪。不久,在当地党组织和袁文才的帮助下,先后建立了后方医院和留守处,100多伤病员得到了妥善安置,军官队、卫生队、辎重队、机炮连等后勤机关也留下了,大大减轻了部队的压力,增强了战斗力。这样,部队放下了“包袱”,得到了修整,站稳了脚跟,史称“茅坪安家”。工农革命军转战千里,居无定所,进入茅坪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安身之处。毛泽东初到茅坪时就讲了这样的话,“今天来到宁冈的茅坪,终于有了自己的落脚点了”[5]

  10月中旬,毛泽东带领部队开始了沿湘赣边界各县的游击活动。他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解决部队给养和扩大政治影响,以创造井冈山武装割据的基础。[6]毛泽东此行还有二个原因。据当年宁冈东南特区团委书记苏兰春回忆道:“有一天,我问袁文才团长,会见说了些什么,袁文才告诉我说:毛委员讲,听说‘八一’部队会下广东,他准备去韶关,找贺龙、叶挺的部队……毛委员听得袁文才这样讲,就高兴地留下伤病员和留守机关,然后带领部队去了湘南。”[7]可见,打探八一起义军余部的消息,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战略目的。

  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认为在革命基础较好的湖南仍可大有作为,毕竟他对湘南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而且心仪已久。[8]就在两个多月前,毛泽东最初就把准备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8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在讨论湖南秋收暴动时发言指出,湖南省委要组织一个师的武装去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要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9]

  101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抵达酃县水口村,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展社会调查。他从得到的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10]

  1022日,部队经历了大汾解难。1024日,毛泽东率部在荆竹山雷打石宣布了“三项纪律”,后在大井见到了王佐。毛泽东取得了王佐的支持,于1027日率部抵达茨坪。毛泽东此行向外出击时间不长,在对周边敌我力量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南昌起义部队失败了,湖南又处于革命的低潮,只得放弃自己念念不忘的割据湘南的计划,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就成为毛泽东当时唯一的选择。他来到茨坪后,就正式立足井冈山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以红四军军委书记的名义,于192852日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大家意思即把特委组织起来,你以为如何?听兄处明示组织一定任组织,这比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实在湘赣两省之革命根据之一。”[11]不久,接到了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的正式核准批复。这标志着随着边界斗争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上级党组织已明确表示同意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1928520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的谢氏慎公祠召开,并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它是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和边界各县党的组织。此后,湘赣边界才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全面建立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

  从192712月到19285月初,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以宁冈为中心、以井冈山为依托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决策。[12]这时朱毛两部已胜利会师,政权建设也初具规模,半年多来的斗争实践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构想的正确性。所以,杨克敏在1929225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说:“边界自毛部去春(1928)自湖南与朱部会合(今)重来后,确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政权的决心。”[13]可见,直到朱毛会师后不久,毛泽东决定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想法才最终成熟。

  三、毛泽东什么时候决定下井冈山

  毛泽东代表井冈山前委于1928112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对于‘以赣南为退步’的话,非经济上到了绝路,非往赣南就无法维持时,决不走此路。万不得以时也许要往赣南,但完全是为经济计而不是政治的意义;政治意义上我们始终认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之创造与扩大这个政策,是十分必要与十分正确的。”[14]可见,即使到了1928年底,毛泽东仍想致力于地处湘赣边界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根本不准备离开井冈山,除非经济上到了绝路。然而,不久在以下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毛泽东下定决心要撤离井冈山。

  第一,经济原因。井冈山地处国民党统治薄弱的湘赣两省边界之地,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且物产比较丰富,然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赣敌的四次“进剿”和湘赣敌军的两次“会剿”,以及严密的经济封锁,井冈山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早在19284月底朱毛两部会师井冈山后,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部队改编为三个师九个团,加上随同上山的妇女和儿童,共计一万余人。虽然边界的武装力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粮食就迅速成为了大问题,这使毛泽东感到心忧,他在192852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吃饭大难,一个月来大多数每一天除米除三小洋外,所以不消说不过”。[15]于是,红四军军委研究决定,湘南农军除留少数能在28团、31团服务的和29团作为主力留下来外,其他一律遣返原籍。

  19281210日,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与朱毛领导的红四军胜利会师,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但另一方面使得原本严峻的经济形势更加凸显。在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前,粮食储存不多,给养发生严重困难,弹药缺乏,药品奇缺,经费即将告罄。陈毅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说道:“在9月至1月,4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浓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16]


  总之,井冈山的容纳能力有限,经济困难几乎难以在短时间内根本解决,这是红军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可见,纵然没有敌人的会剿,为了部队的生存,红四军主力也必然下山。

  第二,军事原因。由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壮大,特别是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与朱毛红军会师井冈,这不仅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当局,更使蒋介石非常恼火。1928117日,他任命何键为湘赣“剿共”总指挥部代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由湘赣两省集中了六个旅约三万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192911日兵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三次会剿,妄图一举歼灭红军。一时,井冈山四周,杀气腾腾,“国民党方面集中这样巨大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在以前还从来不曾有过”[17]

  红军当时五千人左右,由于敌我兵力悬殊,部队全部固守井冈山是不现实的,无异于以卵击石。为了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以图生存,可谓必然下山。

  第三,战略原因。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南北又难以展开,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限制着红军的行动。这个弱点,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初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增强而逐渐暴露出来。粟裕曾评论道:“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18]


  可见,井冈山在空间上受到限制,难以负担众多的兵力,是一个屯兵的好处所,却不是养兵的理想之处。所以,每当井冈山壮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面临同样的发展瓶颈,为了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为部队赢得新的、更有利的生存和开展空间,下山也是必然的。

  面对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的严峻局势,192914日至7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在宁冈县柏路村召开有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各地方党组织以及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共六十多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最后一致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方针,实行“围魏救赵”。会议决定:由刚上山的彭德怀、滕代远的红五军部队,及王佐领导的红四军32团的部队防守井冈山;红四军大部出击赣南,吸引敌人,返身从敌后打来,共同“破围”。114日,朱毛红军主力3600多人按照原定的计划,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经遂川,向广阔的赣南地区进军。

  可见,到了19291月,随着红五军上山,以及湘赣敌军的“会剿”,经济、军事、战略因素变得非常突出,此时在毛泽东看来,下山已成为不二选择。

  四、毛泽东什么时候决定开拓新的革命根据地

  部队下山时,毛泽东认为井冈山不可死守,也不可放弃,而是主力下山,留下少部分兵力凭险据守,内外结合,共同破敌。除此之外,他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据李寿轩回忆:“必须更高地举起革命红旗,一方面要保卫和扩大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同时还要采取积极行动,调动和分散敌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就这样正确地解决了新老根据地关系问题。”[19]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知道出去更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壮大,下山的态度变得坚决。他的下山思想中既有保卫井冈山的一面,还有开拓新的根据地的成分,即使后一种想法在这时还不是很成熟。总之,这时候他的思想很复杂:井冈山是要守的,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这不代表主力一定要回来;既不想回来,但又不太坚决。

  朱毛红军主力下山后,并不是漫无目的,从其具体的行军路线看,基本上都是按照原定计划及围绕解井冈山之围在做文章。但由于受到敌人的追剿,部队一路上并不顺利,可谓连连失利,损失很大。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尾追的敌军,兵力众多,采取轮班穷追的方法,使红军疲于应付。二是红四军由于长途跋涉,兵马劳顿,供应不敷,总是仓促应战。三是由于总想摆脱敌军围追,部队不可能扎下根来开展群众工作,赣南群众一时未能发动起来,人生地不熟,红军如浅水之鱼,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这些挫折,一方面使得原定的“围魏救赵”、回救井冈山的计划部分落空了,也使得自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另一方面,使得毛泽东也进一步认识到红军要积蓄和发展力量,不断战胜敌人,就必须要有稳定的根据地,再回想到井冈山老百姓的好,这时又有点想打回去。

  红四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盘旋式的“打圈子”战术,避强击弱,终于在大柏地设伏消灭尾随的敌军,“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20],摆脱了重兵的追击。220日,红四军与活跃在东固地区的由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二、四团在东固螺坑胜利会师。按照原定计划,红四军在东固修整补充后就准备打回井冈山去。可是这期间毛泽东、朱德等通过赣西特委的情报,得知井冈山在敌人重兵围攻下已经失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已往赣南游击,毛泽东、朱德及红军将士甚感沉痛。此时,赣敌李文彬部正向东固逼近,金汉鼎部也对东固取进攻之势。红四军前委认为,东固地形民情条件虽好,但红四军战斗力尚未完全恢复,红二、四团也未与大股敌军交过火,缺乏战斗经验,红军不宜与敌人大战。据此,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红四军回师井冈山的计划,像东固红二、四团那样“打圈子”,向闽、赣边敌人力量薄弱地区游击,相机寻找新的落脚点。[21]


  红四军离开东固后,东进首次进入闽西。314日攻入闽西重镇长汀,消灭军阀郭凤鸣部。红四军进占长汀城后,前委和军部机关驻县城的辛耕别墅。此时,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已经决裂,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场大混战不可避免。面对这一有利形势和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失守的客观实际,红四军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向何处发展?这是一个必须尽快研究确定的事关全局的战略方针问题。320日,毛泽东在辛耕别墅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专门对此进行研究。经过热烈讨论,“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有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22]。可见,这次会议作出了关于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建立新的割据区域的决定,这是毛泽东适时作出的一个伟大而正确的战略决策。

  彭德怀率领红五军自130日从井冈山突围后,一路征战,于41日在瑞金与朱毛领导的红四军会合。411日,毛泽东在于都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彭德怀恳切而又坚决地提出红五军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区政权。毛泽东和前委同意了彭德怀的这一意见,并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对于毛泽东而言,此时井冈山的战略地位正逐渐发生着变化,它的重要性相对而言在降低,已经不再是全国革命的中心了。因为赣南、闽西具有更为优越的区域优势,回旋余地大,可以解决更多部队的生存问题。不过,毛泽东对井冈山仍怀有深厚的感情,它仍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时,他也在调整自己最初的行动计划,一方面希望能保住这块老根据地,以与赣南闽西成犄角之势;另一方面,又下定决心,红四军主力不再回井冈山,而是计划在赣南闽西正式开辟新的、更大的革命根据地。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开拓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心。

  总之,毛泽东从决定上井冈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直到决定下井冈山、开拓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些一方面都是事先有准备的,另一方面也是敌人逼迫出来的结果,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毛泽东对井冈山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通过不断调查研究,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的逐步深入,而逐渐发生变化的。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到“下山”思想在逐渐成熟,事实上也是他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不断摸索和完善的过程。邓力群曾曰:“上井冈山伟大,下井冈山也伟大。”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四军主力下山后没有再回到井冈山,这支钢铁部队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引领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

  [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4][7]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91页。

  [5][6][12]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7127页。

  [8]朱荣兰:《毛泽东选择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原因》,《世纪桥》2010年第14期。

 [9] 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10][17]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197页。

  [11][15] 江西省档案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0页。

  [13][16][20]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361361-362页。

  [14]《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42页。

  [18]《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9页。

  [19]罗荣桓、谭震林等:《亲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

  [21]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22]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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